辛德勒只救了一千多犹太人,犹太难民在华夏

opebet体育投注,辛德勒名单拯救了一千多名犹太人,而中国上海拯救了三万。

——“上海犹太人”、前美国财政部长布罗门撒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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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一部片长达3小时15分钟的黑白电影,感动了全世界,并于次年获得第66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它就是《辛德勒名单》(Schindler’s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残酷迫害犹太人,在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阴影下几乎所有的欧美发达国家都拒绝或限制犹太难民入境。

犹太难民纪念馆(原摩西会堂)

List)。

1935年起,数以万计的犹太人为逃离纳粹的恐怖统治来到向他们敞开大门的中国上海。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回上海的第二天无公事,我自荐为Howard当导游,让他看看上海。他首次莅上海,上午带他在外滩、圆明园路、外白渡桥兜一圈,午饭后决定带他参观提篮桥的犹太难民纪念馆。

纪念馆在虹口区长阳路,三层青砖拱廊式建筑,端庄朴素,占地一亩上下,原为私宅,1927留沪俄罗斯犹太人(Ashkenazi,阿斯肯纳兹犹太人,或称德系犹太人)将其改造成摩西会堂(Synagogue)。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沙皇政权对犹太人的迫害,视纳粹无稍减,犹太人四处逃生,有到美国的,有到以色列的,有到非洲的,有一小部分越过西伯利亚,逃到中国的哈尔滨,既未逃脱又没被杀死的,多半加入俄共革命军,成为推翻沙俄的主力军。逃命到哈尔滨的,因不久后东北遭日军骚扰,又徙居到当时政局相对稳定的上海,人数约千人,需要会堂以备礼拜之用,摩西会堂遂应运而生。二战期间,流亡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多居虹口,摩西会堂便成为留沪难民的礼拜所。

1929年,欧洲经济全面崩溃,德国受害尤深,无知的选民将纳粹党推上舞台;1933年纳粹党魁希特勒掌权执政;1935年立《种族法》,仅日耳曼族人得获公民资格,视犹太族为劣等民;1938年11月,开始大规模迫害、杀戮犹太人,乃至定种族灭绝之策。欧洲列强视之漠然,大义援救者寥寥。

在该片结尾,战争结束时,工人们把假牙融化取出金子铸成一个质朴的戒指,上面用希伯莱文刻了一句谚语:凡救一人,即救全世界。

1937年,上海被侵华日军占领,依然有2.5万名犹太人把这里当做他们的避难所。他们被日本当局迁入隔离区里居住,与中国普通百姓们同甘苦、共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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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难民区鸟瞰图,左侧阁楼为摩西会堂,左上蓝色屋顶者为提篮桥监狱

这个情节,令无数观众泪下。

翻开一组组黑白照片,看到是一个笼罩着死亡的动乱年代,一座传奇的城市,两个受难的民族,一段尘封的历史。

千古义人:何凤山

1933年起至1941年之太平洋区宣战,被纳粹魑魅驱入绝境的犹太人开始逃亡中国,所循之路有二:一、陆路东向,经苏联,至哈尔滨,再南下至上海;二、海路由地中海,出红海,过印度洋,至香港,北折抵上海。1941年太平洋战区开启后,海路二路皆断,犹太人流亡上海之潮遂绝。然而,1933至1941,区区数年,流亡上海的犹太人数竟逾二万人,其中数千人,所以能逃脱纳粹鹰爪,皆吾人何凤山一人之功。何君湖南益阳人,早年留学德国慕尼黑,1935年入国民政府外交部,1938年至1940年任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此时德军已经入主奥地利。奥国之犹太民约二万人,纳粹对他们的政策是:有出境签证者,许其出境,余者悉纳入集中营待毙。绝望中的犹太人四处奔走,乞望获出境签证而逃生,然而各国领馆畏葸推诿,鲜有出手相援者。惟吾人何君胸怀大义,无视个人之得失,不顾上司之压力,任职两年间,经何君之手签发的犹太人出境签证竟逾三千份!伟哉!何君之义,高山仰止!

来沪的犹太人,多聚居于虹口区的长阳路(旧称华德路Ward
Road)与霍山路之间,摩西会堂成为他们聚集、社交、互助、祈祷之所。犹太人逃出虎口,来到当时的国际自由港上海,重组家园,自由谋生,漫长黑夜里终于看到生命的火花。然而,好景不长,1940年日德意形成军事联盟,日本人以犹太人无国籍之故,将其逐一登记在册,归入隔离区(Ghetto),从此犹太难民的生活自由遭受限制。二战结束后,虹口区的犹太民大多选择返回故乡,留居上海者约千余人,多为老弱病羸,时至今日,殆已绝迹,只剩下这个会堂,2009年改造成纪念馆,让人回忆这段历史。

Howard刚到纪念馆门前,立即兴奋不已,叹道:“没想到上海还有一个犹太难民纪念馆!”

纪念馆的右侧是一面铜板墙,墙铭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逃亡上海犹太难民名单墙”,
长约十米有余,高约三米,犹太难民的名字,依姓氏字母顺序,密密麻麻铸刻在墙面上。Howard立即走到C开头的姓氏,伸手指到Cohn氏,说:“Cohn!他们是我家族的人!”
我草草数了数,Cohn姓的人,大概有上百个。

沿此铜墙走到底,见一尊雕像,是何君凤山之像。何君之壮举,被誉为“中国之辛德勒”,2000年以色列政府尊之为“千古义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永为后人之楷模。世人今日得知何君仗义无私,而鲜知何君竟于退休前蒙诬陷,解除公职,无俸离退,流离旧金山以终,嗟夫,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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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凤山博士像

何君雕像之正对面,另立一尊雕像,正是一个持何君签证流亡到上海的犹太人,名为Jacob
Rosenfeld,原为奥地利泌尿专科医生,1939年持中华民国签证流亡至上海,先于今之茂名南路法租界内行医,颇享声誉。1941年自发往苏北,入新四军抗日,于前线救死扶伤,有军中华佗之誉;旋又随解放军转战东北,1947年中共临时政府成立时,任卫生部长,娶华人女为妻,1949年至奥地利寻亲人,而回程返华受当局阻挠,遂移居以色列,1952年病死于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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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大夫像

辛德勒,救了1200多人。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七盏圣烛

然而,至今仍然鲜为人知的是:就在辛德勒救人的同时,在奥地利维也纳,有一个中国人,利用自己是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特殊身份,顶着纳粹和国内的压力,向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发放了前往中国上海的签证,从而使他们免遭纳粹杀害。

壹 | 远东的避难所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是亚洲的自由港、远东国际金融中心、冒险家的乐园,相比纳粹德国,遥远的中国没有反犹主义,当时民国的有识之士和上海犹太社团都积极的为犹太难民奔走求助。

早在1933年,以宋庆龄为首的一个代表团就曾向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声讨了纳粹的反犹暴行,这个代表团里有民国文化界的泰斗们——蔡元培、鲁迅、林语堂。

宋庆龄的代表团

1935年,纳粹德国颁布《纽伦堡法案》,犹太人被剥夺公民权利,希特勒走出了种族迫害的第一步。

时任中华民国驻维也纳大使何凤山同情犹太人的遭遇,在维也纳一百三十多个多国家的外交官中,只有他向犹太难民发放出巨量的签证。

何凤山淡薄名利,直到1997年在美国洛杉矶去世,在他的葬礼上女儿才说出父亲这段故事。何凤山的名字今日还刻在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中。2000年,以色列政府授予他“国际义士”的荣誉。

民国外交官何凤山博士

谁又知道,希特勒即将在欧洲挥动他的屠刀……一张船票、一纸签证的背后都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由此,难民们纷纷逃离欧洲,远渡大洋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犹太难民抵达上海

当时的十六铺码头挤满了人群和货物,和平女神像张开翅膀平静的俯视着外滩万国建筑群,上海的犹太社团也开始为逃难的同胞们提供救济。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外滩

(待续)

这个中国辛德勒,名叫何凤山。

贰 | 犹太人在上海

犹太民族是一个信仰宗教的民族,他们在流亡的岁月中从未放弃自己的信仰。摩西会堂(现长阳路62号)就是难民们的宗教场所。

一对犹太新人在摩西会堂举办婚礼

他们住在上海小弄堂的亭子间、阁楼里,用中式厨房做起了西式餐点。

犹太难民的住所

犹太人善于经商,崇尚文化艺术。他们在隔离区办起了学校、报社、还开起了商铺。

舟山路的唐山咖啡馆

他们在午后阳光洒落的屋顶上啜着咖啡拉着小提琴,孩童们则在破旧的街道上玩耍。

犹太孩童在街头打弹子

也许他们知道平静的生活是克服恐惧最有效的解药。

屋顶小憩

在那样困苦的环境中,犹太青年们甚至还在上海办起了自己的新闻杂志社。

杂志“我们的生活”编辑部

在虹口隔离区居住的犹太难民们与中国百姓和平相处,不少犹太人有自己的中国房东,还和中国同事们一起工作,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小女孩们在一起玩耍

友人们在虹口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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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何凤山,至少救了4000多人,比辛德勒多。

叁 | 离别与重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在欧洲杀害了近600万犹太人。前后有约3.5万犹太难民避难在上海或经由前往第三国,他们当中除自然死亡外大多都幸存了下来。

日本投降后,犹太难民们陆续离开上海,对这个生活了八年的城市,他们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亚脱门利女士在19岁的花样年华来到上海,后来她又回到这里,她说这是她的第二故乡。

亚脱门利19岁时的居住证

亚脱门利重反上海

现居美国的贝蒂老人一家和朋友们重回上海,他们曾经住在舟山路51号。

贝蒂一家

布罗门撒尔老人曾在上海居住八年,他说自己家族在欧洲的亲人都没能幸存下来,上海的艰苦岁月影响了他今后的从政轨迹。离开上海后他去到美国,出任了美国政府的财政部长。

美国前财长布罗门撒尔

布兰德女士跟随家人逃到上海时只是一个小女孩,70年后她回到上海,中国朋友将她当年留存下的护照交还给她。

布兰德女士回到上海

犹太音乐家阿瑟先生没有选择离开,他留下来在上海音乐学院教小提琴演奏。去世后,他也葬在了这里。

阿瑟先生和他的居所

今天的摩西会堂上依然有一颗明亮的大卫星,中国人民和以色列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亲欧美的以色列却是中东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说到:

我们将会永远记住你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一段历史。

如今,摩西会堂已设立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侧边的墙面上密密麻麻的镌刻了13732个犹太难民的名字。

摩西会堂难民墙

墙面上也记录着几段犹太难民的语录:

——明天我们将去一个陌生的城市生活。不熟悉的语言,不熟悉的气候和人群,然而在那里,我们是安全和自由的。

——当时,没有一个使领馆给我们发签证。然而,有一天,我去了中国领馆,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买到了Bianco
Mano的船票。那是一艘意大利邮轮,在1938年12月初从热那亚离开,前往中国上海,航程约30天。

——这是一次情感之旅,当我和那些中国居民道别时,我们都含着泪水。我们曾经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共同相处,这段经历使我们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就好像彼此是亲人一样。


参考文献及图片出处:

《虹口记忆,犹太难民的生活》学林出版社

《犹太人在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

《永恒的记忆》上海世纪出版社

《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纪录片,上海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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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凤山,字久经,1901年9月10日出生于湖南益阳市赫山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1年考入长沙雅礼大学,1926年考取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公费留学生,并以特优成绩获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他于1937年任中国驻奥地利公使馆一等秘书,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后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被改为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何凤山升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直至1940年5月调离。

一份签证=一个生命

1938年3月,德国吞并了奥地利。1938年底的德国,更是爆发了臭名昭著的“水晶之夜”。从那时起,纳粹控制地区的犹太人开始惨遭纳粹分子有组织地、公开地杀害。

当时,奥地利是欧洲第三大犹太人聚居地,犹太人总数约有18.5万人。大批犹太人为求活命,想方设法逃离法西斯魔窟。留下,就意味着死亡;离开,还有机会生存。但是,离开,需要目的地国家的签证。没有签证,纳粹不会放人。在这个时刻,一份签证,等于一个生命。

然而,慑于法西斯德国的淫威,敢于向这些陷入死亡威胁的犹太人发放签证的国家不多。当时驻维也纳一共有50多个国家的领事馆,他们只发放应该发放的签证,无一家敢以拯救生命为目的向犹太人发放签证,除了一家以外。而这一家,就是中国领事馆。

时年17岁的艾瑞克·高德斯陶伯把除中国以外的驻维也纳的50多个领事馆都跑到了,一个签证也没有拿到。然而,他在中国领事馆得到了意外的惊喜:1938年7月20日,他一次就从中国总领事馆拿到了何凤山签发的20份前往中国上海的签证。这一消息,很快在犹太人中传开,中国总领事馆门前每天从早到晚排着长龙。仰仗何凤山的生命之笔,许多求助无门的犹太人拿到了去上海的“生命签证”,从而逃离欧洲去了中国,或转道上海去了美国、巴勒斯坦、澳大利亚等地。

那么,何凤山这么做,纳粹就听之任之?不是。

事实上,何凤山成批地以拯救生命为目的给犹太人发放签证,早已引起了纳粹当局的不满。但鉴于当时中德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纳粹不能把何凤山怎么样。于是,纳粹绞尽脑汗,想了个歪招:纳粹以中国总领事馆的房子是犹太人财产为借口,没收了房子。打算让何凤山没有地方办公,从而办不成签证。这难不倒何凤山,他马上就自掏腰包,迅速地把领事馆搬到了另一处很小的房子里,重新开张,坚持发放签证。

那么,何凤山这么做,是得到了国内外交部的授意?也不是。

当时国内是国民党政府的一把手是蒋介石。蒋介石把自己的儿子蒋纬国送到德国陆军慕尼黑军官学校学习军事,还把自己的嫡系部队装备了几个德械师。因此,蒋介石是不会授意何凤山拯救犹太人的生命的。恰恰相反,国民政府外交部当时的驻德大使陈杰,也就是何凤山的顶头上司,秉承国内的旨意,想维持同德国的关系,坚决反对何凤山给犹太人发放签证,并多次直接指示何凤山停止向犹太人发放签证。在何凤山置之不理的情况下,陈杰于1940年5月悍然将何凤山调离维也纳。否则,何凤山可能会拯救更多的生命。

到底发放了多少个签证?

目前,针对何凤山拯救犹太人的研究表明,获得何凤山签证的至少有14个家庭,包括哈里·菲尔德勒及其堂兄埃里克·哥特斯塔伯:“我们确信何博士至少救了2000名犹太人”。一位幸存者1938年6月得到的签证号码为200多号,一个多月后的7月20日,签证号码猛增为1200多号,可见签证发放的速度因纳粹的屠刀在加快。截至目前为止,已发现5份签证实物,最大序号是1938年10月27日签发的第1906号,是汉斯·克劳斯的签证。

1938年纳粹“11月大屠杀”之后,申请签证的就更多了。到1939年9月,70%的奥地利犹太人已外逃,我国上海收容的犹太人就达1.8万人。由此推算,所发签证至少是几千份。还有一个研究数据指出,至少有4000名维也纳犹太人拿着到上海的签证逃到了巴勒斯坦。

其实,现在来纠结何凤山到底拯救了2000人还是4000人的生命,没有必要。还是那句话说得好:凡救一人,即救全世界。

现居加拿大的犹太裔妇女克劳蒂亚的父母凭着何凤山发的签证,到达上海后生下她。她说,当时在奥地利有50多国的外交官,只有中国外交官何凤山敢于帮助他们。因此,她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

现维也纳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演奏家海因茨·格林伯格随父母逃到上海时还只有6岁。他在上海接受了音乐启蒙,学会了拉小提琴。他对何凤山帮助他们一家到上海避难十分感激。他认为,他的生命和事业都是何凤山给的。

加拿大的克劳斯回忆道,当年她的丈夫在中国领馆外排队等候时,见总领事的车经过大门,就从车窗把签证申请表扔了进去。他很快接到电话通知,拿到了救命签证。

美国大名鼎鼎的亿万富翁、现任世界犹太人大会秘书长辛格的父母也是何凤山救的。他含着泪水,激动地对历史学家索尔说:“我的父母是何博士救的,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我一定要把他介绍给全世界的人。”

为什么是上海?

犹太人之所以选择上海,是因为当时的大多数国家都在排斥他们。排斥的原因分两种,第一种以美国为代表,当时美国国会有一批人带着孤立主义思潮主张不要接收那么多的难民,怕因此影响美国本土人的生活环境。第二种以一些欧洲国家为代表,他们怕得罪希特勒,因为德国那时候已经占领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而瑞士虽然是中立国,但因为与德国接壤,也怕自己受战争的牵连。弥漫在欧洲的战火让无处可去的犹太人把遥远的上海作为唯一可以流亡的地方。

犹太人选择上海,还有一个原因,上海是自1845年有外国租界以来,当时世界上唯一不需要签证就可以进入的城市。中国人不能随便进入,但是西方人却可以自由进出。这样一来,二战期间,流亡上海的犹太人总数,超过了当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和南非五个国家收留的犹太难民的总和。

犹太人来到上海并不容易:当时犹太人来到上海的道路很漫长艰难,一条路线是从欧洲出发,沿着西非海岸向南,绕过好望角,从东非北上,经过亚洲南亚、东南亚,最后经香港抵达上海。第二条路线是先进入意大利,经过苏伊士运河,仍旧从东南亚经香港抵达上海。1940年,英国和德意两国在大西洋和地中海展开激烈的海空战,海上流亡的路线被切断。难民们被迫选择了一条更加艰险的逃亡路线——穿越广袤的西伯利亚,然后经中国东北、朝鲜或日本抵达上海。

但是,犹太人在上海,其实并未远离死亡威胁:

1937年后,上海进入了一个管理混乱的时期——日本占领了所有的非租界,国民政府撤离了南京,汪精卫傀儡政权尚未建立,而英法等只是租界的管理者,并没有权力发签证,这样租界地就形成了三不管的局面。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当局将沪上的欧美人士视为“敌国侨民”,并将他们关押在上海郊区的集中营内。最初一两年里,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仍保持自由。因为他们来自于日本的盟国,但在这些难民的护照上都印有“J”字犹太人标记。

1942年7月,纳粹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梅辛格上校来到上海,向日本当局提出屠杀犹太人的“上海最后解决方案”。该方案因德日之间的分歧未能实施。在上海的犹太人阴差阳错地逃过一劫。

1943年2月18日,日本当局命令所有1937年后抵沪的犹太难民迁入“无国籍难民隔离区”。隔离区位于虹口,具体在兆丰路、茂海路以及邓脱路以东,杨树浦河以西,东熙华德路和汇山路以北,包含有15个街区。3万多犹太难民和近10万中国居民拥挤在这个不满1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共同生活。当时负责犹太难民及隔离区事务的日军上尉K

Inuzuka是一个亲德派。他支持纳粹德国消灭上海犹太人的“终极方案”。纳粹军官也曾亲临虹口隔离区,策划屠杀犹太人的方案。然而,日方最终没有执行这一计划。又阴差阳错地逃过一劫。

好不容易熬到了1945年8月,日本投降,9月3日,虹口犹太人隔离区正式撤消。对于上海犹太难民而言,战争终于结束了,死亡威胁也随之解除了。

在上海的犹太人生活得如何?

原美国财长麦克•布鲁门撒尔,1939年随父母和姐姐一起逃难到上海,一直到1947年才离开。在他的印象里,当时的上海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因为日本人的占领,上海的大街上随处可见饥饿、死尸、疾病、娼妓和腐败,但他还是感激上海和中国人,因为“如果没有上海,留在德国就没命了”。

战争在继续,客居上海的犹太人,谋生手段也趋于多样化——“在当时,不少人做起了小生意,摆地摊、卖肥皂、卖皮鞋牙刷牙膏,甚至还有德国犹太工程师成了鞋匠。”

据当时犹太难民的邻居上海人王发良回忆,“当时的舟山路属于公共租界,所以日本人就把无国籍的犹太人都赶到舟山路来住,舟山路老热闹咯,街两旁霓虹灯老多咯,有人叫伊‘小维也纳’。”另一位见证者殷生洪则说,“伊格辰光,舟山路上住的全部都是犹太人,店面交关,30号开的是杂货店,32号是野味店,34号是修钟表店,46号是帽子店……”当时的居民李阿好回忆,“犹太人老喜欢吃胡萝卜搭洋山芋,不过伊钞票不多,一般每趟只买几只。”

何凤山得享高寿

1997年9月28日,96岁高龄的何凤山在美国旧金山去世。这可以理解为他拯救生命的福报吧。

1940年5月,何凤山被强行调离维也纳后,回国到重庆参加对日作战。又奉派出国,先后担任中华民国驻埃及、土耳其等国大使,于1973年退休后定居美国旧金山。

他的晚年是平静而且幸福的,以写作自娱,著有《我的外交生涯四十年》一书。书中提及救助犹太人事迹时他平静地写到:“富有同情心,愿意帮助别人是很自然的事,从人性的角度看,这也是应该的。”除此以外,再未多费笔墨渲染自己。他一生淡泊名利,并不认为救助犹太人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很少对人提起。所以,在他生前,世人并不知道,他曾以一己之力,拯救过数以千计的生命。直到他去世后其事迹被历史研究者们发现。

2000年,以色列政府授予何凤山先生“国际正义人士”称号。2001年,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举行了隆重的“国际正义人士——何凤山先生纪念碑”揭碑仪式,石碑上刻着“永远不能忘记的中国人”。2007年9月28日,以色列政府向何凤山女儿何曼礼颁发证书,授予其父亲何凤山以色列“荣誉公民”称号,这是以色列政府为感谢何凤山发放“生命签证”而追授的荣誉。

以色列前总理沙龙在何凤山纪念碑前说:“他,不是英雄,也不是天使,他是上帝”。

一位犹太幸存者引用哲人的话称颂何凤山:“有些人虽然早已不在人间,但他们的光辉仍然照亮世界。这些人是月黑之夜的星光,为人类照亮了前程。”

现在的中国人,也要感谢何凤山。正是他的义举,让全世界意识到:在黑暗中举起希望的火炬,为人类照亮前路的,也有我们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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